一、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重视墨家思想研究
墨家学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派创始人，是当时最具有创造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的墨子，其学说是觉醒的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墨子早年修儒学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倡导周礼宗旨，实行亲疏尊卑等级制度，自立学派，提出“兼相爱、交相同”的宗旨，主张采用夏政，为“万民兴利、除恶民之害”，针对时弊具体提出“治国利民”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形成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如《韩非子》‘显学篇’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清俞樾为《墨子间诂》作“序”中说：“韩非以儒墨并称为世之显学，至汉世猶以孔墨并称。”足见西汉之前，墨家学说的社会影响是广泛的。当时对《韩非子》、《庄子》、《孟子》、《荀子》等都有影响，而且都或多或少传承了墨家学说。墨家的“兴利除害”十大主张，在当时虽未实现，但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和富有跨时空的现当代价值是很鲜明的，如“兼爱”“非攻”的和平共处国际观、“尚贤使能”的治国利民社会政治观、“强力从事”的发展经济社会劳动观、“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国际平等观，“节用”、“节葬”、“非乐”的崇尚节俭观、以及积极防御的军事观等等，均值得传承和弘扬。因此，我们认为，当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要重视墨家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的多次讲话中，对墨家学派也很重视和赞扬，并多次引用《墨子》中的原话。如他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引用《墨子·兼爱上》的话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又如，习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选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攻之本也。’”这是《墨子·尚贤上》篇中的原话。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又引用该篇中的原话：“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习总书记对墨家思想的重视和赞扬，为我们挖掘和阐发墨家思想作出了示范，我们要遵照习总书记的指引，对墨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本文现将墨家社会政治观作初步探析。
二、建立以“农与工肆”为主体的平民民主社会制度
“兼相爱、交相利”既是墨家学说的根本宗旨，也是墨家社会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认为儒家倡导的以周礼为宗旨的思想原则，主张沿袭“亲亲”“尊尊”血缘关系为社会基础的贵族专制制度，是坚决反对的。墨子提出，要变革这种以周礼为指导的旧制度，效法夏禹时代利民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爱利百姓”、“为万民兴利除害”的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不以血缘关系为社会基础，不按照君王天子的意志有利于贵族制定的，而是以农与工肆万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需求制定的。墨子认为，这种平民民主性质的社会制度，在昔日先王时代曾存在过。他在《墨子·尚贤中》指出：“故古圣王者。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这里深刻表明，既要变革世袭贵族制的要求，也要积极推行社会地位低下“农与工肆之人”及其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进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墨家根据其群体自身都是劳动者这一特点，以及通过劳动创造的成就，意识到了平民劳动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农与工肆的劳动创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稳固和前进的基础，也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没有农与工肆的劳动创造，社会和国家难以存在和发展。所以，墨家对农与工肆的历史作用，不仅从人学理论上予以论证，而且还着重从“天志”的内涵上进行深刻而具体地阐明。
依据人学理论言，墨子关于人本质的思想观点，首先是从人与禽兽的对比中言起的。墨子认为，人与禽兽为自身的生存，虽然存在为衣食活动的共同点，但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禽兽的生存活动，是在适应外界条件下本能性的消极活动，禽兽既不能改变生存环境，更不能创造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人的生存活动与此相反，人是根据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主动性的积极活动，是有目的、有意志的创造性的活动。人不仅能改变生存的外界环境，还能创造宜居的外部环境。因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劳动，劳动本身就具有创造性。人的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劳动创造，故人人必须劳动。王公贵族不劳而获，为墨家所反对的。墨子说：“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就是说，不论是天子还是庶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点，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等各种不同的劳动，才能够有安逸的生活和适宜生存的美好环境，才有社会的稳固和发展。因此，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相异，但都必须各从其事，各尽其责。“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壇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以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絲葛绪綑布縿，此其分事也。”这里不仅说明了从事不同行业的人要各司其责，而且也显示其深层思想，是强调农与工肆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与动力，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其次，依据《天志》的要求而言，墨子认为，人是现实的从事感性活动人，是与其生存环境和谐相处的人，由于不同群体的人所处社会地位和环境的不同，他们的认识与活动就有差异。但这不是命定的，而是人自身所从事活动对象的性质与要求决定的，是后天能动性的表现。这在《墨子》的《兼爱》、《天志》、《非命》等诸篇的论述中，都有反对命定论的思想观点。不过，我们认为，对《天志》中的“天”需要进一步说明，墨子在《天志》中说的“天”，既不是所谓具有创造世界万物的神性之天，也不是自然世界之天，而是体现“万民之利”的思想原则，是“农与工肆”群体政治诉求意志的外化。那么，墨子为什么要用“天”的观念呢？这要以历史地从彼时时代的具体境况予以说明。在古代，自周代以来，人们都把“天”看做是具有尝善罚恶、决断是非之最高权威性的神圣观念。墨子依据当时人们存在“天”的传统观念，沿用了这种普遍被信仰的“天”观念。不过他把“天”的内涵实质赋予了万民的意志，称为“天志”，不称“上天”，也不称“天子”。认为“天志”的根本意愿是“兼相爱”、“交相利”。“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和兼而有之”。并且认为，“义”是“天志”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原则。《天志上》就明确提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规定执政者要实行“义政”，社会成员要遵守“义行”，即要积极践行社会义务，承担社会职责。《墨子·贵义》篇最能体现墨子对“义”重视，其中强调指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以“天志”作为当政、为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与其群体和小私有者为了生存和生产生活的经验分不开的，是他们政治诉求意志的反映。强调“天志”的核心内涵，为万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爱利百姓是天之意愿，只有顺天意，才能使为政者实现“义政”，才能更好地发扬农与工肆和小私有者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的存在发展稳固、和谐和有序前进。因此，对《天志》不能作孤立的研究和阐述，必须与《兼爱》、《贵义》、《非命》等诸篇结合起来作整体地系统深刻研究和阐明。同样，对墨子提出的“事天明鬼”思想的研究和说明，也必须结合《兼爱》、《天志》、《贵义》、《非命》等诸篇的内涵进行研究和阐明，不能简单地把“事天明鬼”以“宗教迷信”论之。
三、“尚贤”“尚同”是平民民主制度的稳固与发展的坚强基础
墨子认为，平民民主制度建立与发展，既要有贤良主政，又要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因而提出“尚贤”和“尚同”的主张，这是平民民主社会制度存在、稳固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墨子提出的尚贤主张与儒家的“举贤才”主张是不同的。儒家是从没落的、失势的贵族中“举贤才”，“农与工肆之人”被视为“贱者”，不在举贤之列。墨子的尚贤则相反，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里“能”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既有具备为政的才能，又有对“兼爱”、“非攻”的宗旨的坚定信仰，更有践行社会公共的价值观、即“尚同”的品格。这样的贤能其成效肯定是优良的。对取得成效优良者，就实行“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治国为政的重要原则，是关系国之富强、万民得利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强调指出，若“求国家之富，人民之利，刑政之治”，必须实行“尚贤”为政的原则。他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深刻表明，贤良之士为政对社会治理、国家富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墨子之所以再三强调“尚贤”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所认为“贤良之士”是具有墨家的政治理念，是才能超群、道德高上的智者。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贤良之士为政，既有爱民之心，又有利民之行。就如同古圣王治政那样，“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墨子不仅提出尚贤为政的重要性，而且还规定贤良之士为官，要具有举义和法治的品格，要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如同“古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堂，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从而表明，只有贤良之士出来“治邑”、“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与工肆”及小私有者的切身利益。因此说，墨子的“尚贤”主张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当代价值。
墨子的“尚贤”主张是与社会公共价值观“尚同”的原则分不开的。学界对“尚同”内涵的理解和诠释存在很大的歧意。有些学者认为，“尚同”具有专制主义色彩，他们说墨子一方面追求兼爱平等，另一方面又主张专制统治，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矛盾；还有的学者认为“尚同”具有宗教迷信的成分。对“尚同”内涵的这两种理解和诠释偏离了“尚同”的原意，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对《尚同》内涵的理解，既要与《尚贤》结合起来诠释，更要与《天志》结合起来进行阐明。那么《尚同》内涵的实质为何？《尚同》是依据“天志”制定的社会公共价值观，是具有根本主导性的原则规范，它既不是依据最高权位的君王天子的意志制定的思想原则，也不是令人信仰的抽象观念，而是治国利民的原则规范，是全社会公共的价值观。《天志》主导原则的核心，是“爱利百姓”。贤良之士为政必须坚守与践行“爱利百姓”、为民兴利除害的原则，即《尚同》。所以说，《尚贤》是以《尚同》为前提，各级贤良之士为政要遵守的政治纪律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是实现总天下之义，以“天志”来统一规范全社会的思想和行令的重要举措。由此表明，“尚同”内涵的实质是全社会的公共价值观，是规范全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是行政体制，更不是政治制度。所以，墨子十分强调自天子、王公、诸侯，直至基层的乡长、里长都必须“尚同”于《天志》。按照《天志》的“爱利百姓”原则规范，建立起贤良治世的平民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平民民主体制的政治制度，既体现了天民之间的民为本的方面，同时也体现了君民之间的民为主导方面。这样，为实现既有存爱民之心，又有利民之行的《天志》，就有了政治保证。
四、“非攻”“非乐”“强本节用”“节葬”的社会政治意义
墨子提出非攻非乐、节用节葬主张，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诉求。它通过批判贵族统治者奢侈淫乐的腐朽生活方式，坚决反对攻伐杀掠的暴政，要求当局减免劳动人民不堪忍受税赋和徭役的沉重负担，让平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是主张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的初衷。深刻表明，这些主张对治国利民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难以忍受的灾难，这是和墨子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要践行“兼爱”“非攻”，维护万民之利，必须反对和揭露发动掠夺性的战争，不仅有害于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同时也有害于本国人民，侵略他国是得不偿失的。他指出：“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但是，墨子主张“非攻”，却不主张废除“征诛”。墨子把战争分为两类：一是谓之“攻”，是指非正义性战争，如大国侵略小国，强国侵略弱国。二是谓之“诛”，是指正义性的战争，如禹征有苗、武王伐纣。这和他倡导的“兼爱”原则“非攻”相符合的。他认为，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就是“兼爱”的一种表现。所以，他完全赞同：“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墨子的这种战争观，是有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当代借鉴价值。
在先秦诸学派中，崇尚节俭，珍爱劳动，是墨家的突出特征。在其学说中，“非乐”也是“节用”内容的组成部分，墨家对劳动的珍爱和尊重，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墨子从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倡“非乐”和“节用”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主张“非乐”，并非是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为满足贵族统治者的淫乐享受所从事的音乐活动。认为专门为满足贵族寻欢作乐、淫荡不羁的音乐活动，必然耽误劳动生产，加重人民的负担。统治者为满足奢欲而制作众多的乐器，“将必厚措敛万民”，为了演奏众多乐器而征集大批青年男女，这不仅使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还要供给他们美衣美食，势必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当时的战乱形势和人民困苦生活的状况下，从事音乐活动，不仅无任何益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在《非乐》中写道：“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故结论：“为乐，非也！”有研究者认为，墨子对音乐的认识是有缺欠的，断言墨子否定了音乐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人民的高尚情操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这种断言是一种主观苛求，误解了墨子提出“非乐”的初衷，是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墨子提出“非乐”的主旨是针对贵族淫乐放荡，浪费社会劳动，影响社会生产，危害万民之利，他主张“非乐”，是完全合理的。所以，我们认为，对墨子的“非乐”主张的分析研究，不能脱离其历史的具体情境。“非乐”的主旨是积极的，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
墨子提出的“节用”和“节葬”的主张，是针对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的腐败生活方式提出来的，是他倡导兼爱利民的一个基本内容，并借“天志”的名义要求统治者能仿效古代“圣王”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古圣王节用的原则，是以能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基点的。凡是有利于人民的就做，无益的就不做。他说，古圣王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之法”是：“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节用中》还说“节葬之法”：“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墨子提出的《节用》并不是消极地缩衣节食，而积极地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相结合的。特别注重“强本”，其中又强调农业生产的优先地位，把粮食看做国中之宝。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与存亡，是治国利民的首要大事。所以，墨子认为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百姓缺衣少食，国家就会面临亡国之祸，而人民有了充足的粮食准备，国家安全就有了支撑。他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不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他还借用古贤人重视农事的做法，进一步强调了注重农时，提出节约用粮，搞好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说，墨子的“节用”不是消极的缩减之举，而是增加生产，崇尚节俭的导向。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值得弘扬和传承。
墨子“节葬”是“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节用”和“兼爱”思想的拓展，是对统治者奉行厚葬久丧恶俗的严厉批判。墨子主张“节葬”，但不反对正常的葬礼及其悼念活动。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统治者实行高规格奢侈的葬礼。统治者和贵族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举行极奢侈的礼俗，修建大规模的坟墓，并杀人殉葬及金、玉等珍贵物品等习俗，浪费国家的珍贵资源，从而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助长了腐败的风气，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他指出：“以厚葬从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由此深刻说明，“厚葬久丧”不仅对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也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加深了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和国家的动乱。必须予以反对和制止。从而彰显出“节葬”的主旨，就是变革这种社会习俗，树立良好风尚这种革新精神，是富有历史进步的。时至今日，墨子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进行反腐倡廉、净社会风尚、发展生产、勤俭建国等方面，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墨家的社会政治观，强烈要求变革以周礼为主导的贵族等级专制制度，主张建立为万民兴利除害的平民民主制度，并以《尚贤》《尚同》的规则，予以治理，使之稳固和繁荣发展；强调“强本”“节用”，突出农事的重要性，是“国富利民”的根本基础；崇尚节俭，《非乐》《节葬》，消除贵族奢侈腐败遗风，是优化社会风尚，高扬平民民主制度先进性的原则举措等等政治主张，均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传统和弘扬。（文章来源：《墨子学刊》）
